校城一体理念下新城式大学城规划的借鉴与反思:以比利时新鲁汶大学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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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城一体理念下新城式大学城规划的借鉴与反思:以比利时新鲁汶大学城为例

【核心思想】

“校城一体”概念来自于自然形成的欧洲传统大学城,通常表现为大学校园在没有实际围墙的情况下有机分布在城镇中,与城市公共空间体系互相渗透融为一体。在11世纪末与12世纪初,步行街道是大学主要的公共空间。在剑桥、牛津与鲁汶等欧洲小型城镇中,则逐渐形成了以大学为城市核心功能的特色城镇。随着欧洲政体趋向专制化与大学的特权地位逐渐下降,校城之间的摩擦冲突被协作互补所取代:大学与城镇、师生与市民在大学城内共生共存、相互依赖;城镇为大学师生提供饮食、住宿、娱乐等生活服务资源,大学为城镇提供专业技术教育与服务,并积极参与城镇与社区事务。

【规划评论】

目前我国大学城建设存在四个共性问题:①远离市区,造成交通不便,职住往返时间较长,学生出行困难并与社会交往脱节;②大学城功能单一,切断了与周边城市的融合;③大学城缺乏与城市共享,失去活力;④学生交往生活单一,对社会认知不足。文章通过新鲁汶大学的案例,探讨了学城融合,强调大学城与城市功能的融合,并使得学生能够得到较多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机会,值得我国大学城规划借鉴。

【规划借鉴】

洋与中用:校城一体模式在环境氛围、空间构成、建筑风格、文化特色等多方面的多元性和复合性,成为人们直接感受城市文化与教育传统的唯一方式。在传统大学城的影响下,欧美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大多采用了高密度、功能分散与公共开放的空间布局。随着时间推移,功能分区式的整体规划与协调一致的建筑风格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校园与新城式大学城。但是,相应产生的犯罪威胁、交通干扰、荒废景观与缺乏可识别度的问题,往往影响对大学校园的合理使用,我国在大学城规划、大学校园规划时应注重学校功能与城市功能的互补和衔接,建筑风格等与周边相互协调等问题,并应注重交通结构的优化,抵御郊区化和城市蔓延,同时促进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

【正文内容】

1文章背景

在20 世纪70 年代, 新鲁汶大学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南侧30 km 的一片农地中经规划建成。受当时比利时语系族群冲突影响,法语鲁汶大学被迫从鲁汶迁至法语区的一片农田中。新鲁汶大学校方以老鲁汶为模板,以现代城市规划手法为工具展开总体规划。大学城规划凭借良好的可步行性、高度混合的城市与校园功能,以及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新鲁汶已成为布鲁塞尔周边的一座重要卫星城,并于1982年获得国际建筑师协会阿伯克隆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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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鲁汶大学城鸟瞰图( 近景为人工湖,远景为城市中心平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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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鲁汶大学城历史与现状鸟瞰比较(左图为1972年应用科学学院建设场景,右图为现状全景;N233公路位于两图中左侧)

2 新鲁汶:校城一体式大学城的现代规划实践

2.1 乡愁记忆与文化传统

新鲁汶大学城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理念形成阶段(1962—1968 年)、规划设计阶段(1969—1970 年)、快速建设阶段(1971—1978 年)与补充完善阶段(1979 年至今)。在新建大学的工作计划形成后,校方曾经访问位于美国、日本、俄罗斯、芬兰、瑞典、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大学案例,调研的核心目的是了解如何为学生营造一个“富有活力与挑战的大学氛围”。基于实地调研与案例比较后,认为不应采用校城分离的独立校园规划。学校邀请美国规划师维克多· 格伦(Victor Gruen)加入新鲁汶大学城规划项目,并在以正常城市为规划目标方向上取得了共识。受达芬奇的一幅城市地下运河设计图启发,确定结合立体交通与人车分流理念来解决传统城市肌理与现代交通之间的矛盾。随后,格伦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城市规模为5 万人口的规划方案。这个蓝图式方案提出了详细的各个功能的空间面积与造价,其中甚至包括了一所监狱,但对于城市公共空间有所忽视。因此,“规划与建筑”小组进行规划调整与深化。方案后来成为新鲁汶建设的纲要指引,特别是其中的立体交通与人车分流设计。在这个过程中,鲁汶作为乡愁记忆与传统文化的现实空间载体,对新鲁汶大学城的基本规划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鲁汶的模板作用下,校方坚持适宜步行、空间尺度人性化、公共空间富有活力、社会构成多样化与城市发展适应性强等符合传统欧洲城镇价值的规划原则。新鲁汶大学城紧凑布局、混合开放与步行连续的规划理念逐步形成,即通过紧凑用地来营造适宜步行的城市尺度,通过混合开放来丰富大学城的社会多样性, 通过立体交通来提高大学城内的可步行性与公共交通效率。

2.2 规划策略

2.2.1 紧凑用地

在1 000 hm2 新鲁汶大学城规划范围内,用地被划分为350 hm2 的城市建设用地、150 hm2 的科技园区及储备用地、500 hm2 的农田与森林等生态培育用地,校园用地仅占总用地的35%。紧凑的用地布局一方面保证了较高的建筑密度与步行可达性,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建设成本及对环境的破坏。规划建立了“高密度—低层数”的设计原则, 以保证适宜步行的街道空间尺度。大学城内的建筑被限定在7 层以下,根据街道宽度的不同,建筑层数还会被进一步限制, 从而使街道的高宽比控制在2:1-1: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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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鲁汶大学城用地范围与建设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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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鲁汶大学城总平面图

2.2.2 功能混合

在当时,政府拨款仅可用于与大学功能直接相关的建设。为了实现传统大学城的校城一体化空间模式,以及最大化使用政府投资,规划者提出了一套由公共空间、教育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与节点空间构成的概念空间结构,从而将更多的城市公共空间与校园设施相联系。其中,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骨架与核心;教育功能与居住功能围绕着核心公共空间分布,相互交叉并向外延展;交通空间沿公共空间形成的骨架分布,避免穿越教育空间与居住空间;节点公共空间作为多个功能的衔接点,位于交通空间、公共空间、教育空间与居住空间的交接处。每一个星型结构可以通过复制与串联公共空间,实现城市空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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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鲁汶大学校产建筑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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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功能关系概念图

2.2.3 可步行性设计

在新鲁汶,如何处理现代机动车交通所带来的街道尺度与空间形态变化,以及混合交通所带来的干扰,是新鲁汶大学城所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受达芬奇的草图启发,以及欧洲新城建设中丰富的立体交通设计经验,新鲁汶大学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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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达·芬奇的城市地下运河设计与新鲁汶中心平台结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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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城市中心区剖面示意

首先,为减少穿越式机动车交通,规划范围内仅规划两条穿行机动车道,其他与城市干道相连接的道路都采用了尽端式设计以服务相应的出行需求。其次,集中公共停车场、公共汽车站点与轨道交通站点作为对外交通枢纽,从而提高公共空间以及相关公共服务设施、教育设施与商业空间的交通可达性,并缓解城市中心区的交通拥堵与停车问题。再次,结合原有地形建设多层平台作为交通枢纽的空间载体。综合体占地约3 hm2,其中:(1)地面层与两侧山坡相连接,平台之上是多层办公、公寓与教育建筑,与纯步行活动的公共空间;(2)地下一层与部分地下二层是可以容纳约5 000 辆机动车的公共停车场;(3)两条穿越机动车道与轨道交通分布在地下二层,作为对外交通通道。综合体将机动车与慢行交通分离,并且为城市基础设施(火车站)的更新改造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储备。

2.2.4 城市中心区设计

由中心区平台与大学城起步区共同构成了大学城最具活力与特色的地区。在这个片区内,一条东西向长约1 km 的线形步行公共空间构成了城市的主要发展轴线:以自然科学学院组团为起点,向西穿过科学广场、瓦隆步行街、大学广场、查理曼步行街与大广场,最终到达社会科学学院组团以及中心区另一侧的人工湖。在这个纯步行片区内,教学办公、城市商业、居住公寓、文化娱乐以及交通设施混合分布。由于不需要考虑机动车道设计,有意地模仿中世纪城镇空间布置了曲折蜿蜒与台阶起伏的步行街道,并且在街道转折处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广场作为节点空间,包括较为方正的大学广场、面积最大的大广场与六边形平面的瓦隆广场等。

在近40 年的发展过程中,街道空间的比例、步行的连续性以及公共空间界面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传统砌砖建筑风貌、熙熙攘攘的街道、丰富多样的商业,以及在广场中席地而坐的人们,都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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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新鲁汶大学起步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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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科学广场、瓦隆步行街与大学广场的历史与现状照片

2.3 新鲁汶的校城一体化发展

新鲁汶大学城总体规划提出,大学城的近期规划人口以学生为主,远期规划人口以社会人口为主。在实际发展中,新鲁汶大学城的人口构成也基本符合这一设想。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社会人口与学生人口基本持平,并在1999年后成为大学城的主要构成人口。新鲁汶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人口结构多样化发展。在大学城内运营的商店与设施已超过300处,为新鲁汶大学城内所拥有的3.1万居住人口、4.5万日间活动人口与年均800万的游客提供服务。科技产业园的150所企业与5100名员工,进一步丰富了新鲁汶大学城的经济与社会构成。

表1 新鲁汶规划与实际居住人口(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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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园区型、城市型、传统大学城与开放型校园案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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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比利时政策禁止新鲁汶大学在短期内向其他主体出售土地,新鲁汶大学通过长期租赁的形式(50~99年)将居住、商业与停车空间的开发权分散给大量企业或私人主体。这些外来主体依照大学城的规划进行设计与施工,并成为大学城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1972年,即新鲁汶大学城开放运行的第一年,由400名居民组成的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城镇居民积极地参与由校方建立的一系列组织协调活动,与校方、农民和商人共同主导新鲁汶大学城的规划、实施与运行,以及私人与公共事务的协调。新鲁汶大学依照总体规划制定开发条件,然后通过租赁合同“出售”土地的使用权与开发权。在城市核心区综合体内,不同楼层的开发权甚至各不相同,平台公共空间则由校方与市政府共同管理。这种特殊的产权与开发模式有两个优势:一是新鲁汶大学对大学城规划的实施具有更高的主导优势;二是新鲁汶大学在产权没有分散的情况下将土地转化为可持续的建设资金,实现了一种具有新鲁汶大学城特色的“土地银行”。

3 新鲁汶的启示与借鉴

中外大学城的差异由建设理念、传统文化、空间区位与社会资源等多方面原因引起。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西方大学大多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在城市内发展大学”,并且随后经过长时间的互相渗透才实现成熟的校城一体化结果。中国大学城仍然处于新城建设的起步阶段,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需要长时间积累沉淀的发展过程,因此与多数成熟案例缺乏足够的可比性。在这种情况下,新鲁汶结合新城建设模式探索性地实现了“在大学内发展城市”,为中国大学城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主动策略。

首先,大学城应该是一座“正常的城市”。大学只是城市文化与教育功能的一种形式,无法脱离其他城市功能单独存在。因此,新鲁汶特别重视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培育商业氛围以及强化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来吸引外来社会人口。但是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与发达的房地产市场导致大学城在不具备基础设施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的人口。中国大学城的定位常常是教育或居住功能转移拓展的载体,较少将大学城看作一座“正常的城市”。在大学与城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大学城作为新城发展所需的人口结构、商业销售、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亟待受到重视。

其次,大学城应该是一座传统的城市。大学城与普通城市的差别在于大学城的传统城镇形态以及相应的城市大学化氛围。因此,新鲁汶采用紧凑、低层数、高密度、适宜步行与混合功能的欧洲传统小城镇模式来模仿传统大学城,并实现了较好的效果。相比之下,由于缺少可参照的传统空间意象,中国大学城规划逐渐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区,较低的校园密度以及形态导向的公共空间。特别是由于缺少可步行性设计,导致中国大学城公共空间的尺度失控与活力不足。有学者借鉴传统大学城,提出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应从“生活基本单元”模式转向“功能基本单元”模式,强调校园住宿、教学、购物、运动、交通与交往等多种功能在单元空间中的有机组合。但是并没有解决中国校城关系的核心问题,即用地面积过大与环境封闭独立的校园。从这个角度,新鲁汶规划所采用的高密度、适宜步行与紧凑用地等规划原则对我国大学城的空间活力营造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最后,大学城应该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一方面,新鲁汶采用了人车分流、公共交通优先与竖向空间开发等当时较为新颖的新城规划理念。这些理念逐渐成为城市中心区建设的核心策略并延续至今,出现在近年来新的城市发展项目中。另一方面,大学与城市在空间、管理与经营等多个层面形成了高度开放的校城一体模式。大学设施散布在城市中,却没有明确的边界或门禁制度,成为大学城市的一种特殊公共空间。校方作为大学城土地的拥有者,积极引入居民、企业以及投资者等多种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维护城市设施、制定城市发展策略与培育经营科技园区。在中国,大学城校园的空间开放与管理封闭是制约大学城校城一体的内在矛盾。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院模式,如今大学城的校园空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开放程度。但是,校园空间对商业设施、穿越交通以及居住混合仍然持反对态度。在制度与权责划分的影响下,大学校方更加关注校园秩序与设施维护,将社会人群的使用看作校园管理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管理的制度理念与城市社会的政策支持亟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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